考古出土玉枕形器的年代集中在两汉，有不少学者视之为汉玉发展的一种创新。不过，由于缺少相关文献记载，玉枕形器长期处在玉器研究相对边缘的位置。
此文以玉枕形器在两汉形制与纹饰的演变为主线，总结了一些玉枕形器制作的风格特点，并从古玉改制的角度看看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考古发现中的玉枕形器1、弧面枕
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以整玉制成的枕形器为弧面形制，不过该件枕形器在磨制出枕顶部弧度的同时，还加上了中心下凹的造型，增强了器物作为枕具的实用性。
目前考古出土的典型弧面玉枕形器共四件。一件出自安徽亳州董园二号汉墓，该墓早年遭盗，仅剩铜缕玉衣、玉枕形器的残片等。修复后的玉枕形器长35厘米，高14厘米，由于没有线图，难以推算其宽度。
另外三件分别出自河北与河南，其中，河北保定望都县二号汉墓出土两件，河南洛阳机车工厂汉墓出土一件。河北保定望都县二号汉墓虽经盗掘，但仍发现有铜缕玉衣片四百余枚，另有蝉形玉琀、玉塞、玉眼压数件，还有两件形制、纹饰均相同的玉质枕具。
两件玉枕形器均由数块玉板拼接而成，底部玉板边缘处有榫槽和孔，出土时不见接连物。每块玉板上有彩绘纹饰，先以墨笔勾勒轮廓，再加填朱色或金箔。
三块竖玉板支撑起上方枕面，玉板边缘有黑色轮廓线和锯齿纹。正中的玉板两面有绘画，分上下两段，上半段均为神话故事，一面“东王公”，一面“西王母”，在画面正中拱手盘膝而坐，两旁有或站或跪的侍从。
下半段的主体均是马车，车内坐一人，御者手持六辔，行驶于云中，一面的车前绘有奔跑的小兔，另一面车前绘有各骑马、鹿的三个骑士。两端石板纹饰相同，外为双凤含仙草，凤首相对，展翅翘尾；内画“四神”朱雀、玄武、青龙、白虎。
枕面用多条长方形玉板拼合，每条玉板边缘均绘有菱格纹、卷云纹、圆点等纹饰，外为群神朝拜，内为骑士、鸟兽。底部石板与之相似，在群神朝拜之外还绘有蛟龙相斗。
与木相比，玉石更硬，也就更难琢磨成均匀的弧面。而且玉料珍贵，实心玉枕显得尤为奢侈。故而从形制上看，采用这种长方形条状拼接的方式模拟弧面枕实为玉枕具一种不错的选择。
2、几形枕
目前考古发现的几形枕共四件，其中两件损毁较为严重，而在徐州狮子山汉墓陪葬墓中出土了一件保存较为完整的玉枕形器，且无论是形制还是纹饰都相对精美。
该件玉枕形器中央为木芯，四周镶嵌玉片，空余部位填涂红漆，出土时漆木芯已朽，枕塌落，但基本结构明晰，复原后长35.5厘米，宽7.8厘米，高9.5厘米。
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的建筑空间使古人形成了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并发展出与之配套的家具用品，几就是其中之一。
在汉代，几有两种用途：一为盛物，一为依凭。山东临沂金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有一漆木凭几，几面较窄，微向下凹曲，俯视几面呈两头窄中间宽的橄榄形，两端雕兔首，下部左右各有一条曲足，足上端连贯至末端分裂下弯。
此类木几本身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可能是几形枕造型的来源。儒家早有了玉几的概念，不过至今未见实物，而玉枕形器可能是在某种观念的影响下受到木几的启发而产生的。
就选用的玉料而言，很明显是旧玉或古玉，这种制作方法并不稀奇，尤见于用玉更多、更大型的殓葬玉器，如玉衣。不过，相较于更强调实用性的玉衣片，玉枕形器上的各类玉片基本保留了其原初样貌。
3、箱形枕
就枕具的形制而言，箱形枕并非一种创新形式，反而具有保守的倾向。但是通过以大面积填补珍贵玉材，有些还用黄金点缀，箱形枕以其复杂的结构和多样的工艺明显区别于早期较为简陋的方形木枕。
箱形枕表面纹饰可分三类：各类动物形纹、几何纹和素面。徐州后楼山一号汉墓出土箱形枕出土时内部木芯已朽，仅发现有绢、布残留的痕迹，可能这些织物原本包裹在长方形木芯的外部。
枕两端面的结构和大小相同，各有玉片3块，一大二小，大玉片原来应是玉璧，正面雕刻卷云纹，中间有直径约3.5厘米的孔，孔中嵌入鎏金铜铺首衔环。
此枕以铜架支撑，龙形器足分置玉枕四角，形状相同，通体鎏金，通高10.2厘米四条龙的龙身在底面两两相交。
事实上，除铜、玉两种材质外，该件枕形器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具有贴金、鎏金的边饰。
具体而言，玉枕形器外边缘有金箔构成的简明边框，顶面和外侧面用宽2厘米的金箔箍两道，上镂云气纹等图案，金箔勾画的空间内部是鎏金的长方形铜框。
4、兽首枕
兽首枕是指两端立有对称的兽首，中间枕身低于兽首高度，通常仅及兽首一半高的一类枕形器，也是四类枕形器中分类较为混乱的。
因为其主体多由木、铜组成，玉只是作装饰用，故在已有研究中常被归入木器、铜器而非玉器。
但因其可能涉及与镶玉面罩等其他殓葬用玉的组合，而且这些玉料本身的安放位置也有一定的规律，所以在此将其归入玉枕形器，与上述三类玉枕形器作呼应与补充。
兽首枕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和北京三地，以河北居多，分为连体式和分接式。前者以满城汉墓所出为代表，后者以河北沧州市南皮县芦庄子西汉墓所出为代表。
就形制而言，兽首枕大体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用玉构建兽首局部，如角、舌、牙等；二是不带弧面的方形枕身。由此可联想到楚墓中频繁使用的镇墓兽。
镇墓兽一般用木制成，包括兽首、柱体和方形基座三部分，从春秋晚期开始加入修长、雄健的鹿角，以此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
以湖北出土的两件战国漆木镇墓兽为例，兽首上的鹿角高昂，面部有利舌长垂，龙体屈曲，底部的方座厚重安稳。
二、制作玉片来源与后人的设计组合1、玉枕形器上的玉片来源
玉器改制一方面会使原器的形制、纹饰、色泽有所变化，但另一方面也会保留部分原器的特征，通常会同时存在新、旧两种不同风格。
满城汉墓王后墓出土玉枕形器的枕面、两侧和两端均镶嵌数块玉璧。其中，枕面和两端镶嵌的卷云纹玉璧的制作年代应是战国中期，其时卷云纹刚作为独立的装饰元素使用，排布还不甚规整。
另在枕面和两侧镶嵌有数块蒲纹玉璧，纹饰又分为单纯的蒲纹、蒲纹与兽纹组合两种类型。蒲纹玉璧最早见于战国晚期，流行于西汉时期。
其中，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主要是单纯的蒲纹玉璧，西汉早期才发展出兽面蒲纹组合的玉璧造型。满城汉墓玉枕形器上所用玉璧的制作年代已经到了西汉。
2、改制用玉的种类和改制方式
如果笼统地归纳改制中所用玉器的种类可以发现，玉璧是改制玉器常选的对象。耿庆刚认为，这是因为玉璧面积大，同时也较薄，容易损坏。
不过，正因为玉璧面积大、形制规整，可以根据损坏程度扩大内径或缩小内径将残璧改制成环、瑗等。
而除了常规性的改制，在玉枕形器中还可见到更具创意的做法。同时，由于玉枕形器自身功能的特殊性，以龙形玉器为代表的片雕动物形饰也成为主要的装饰来源之一。
后楼山汉墓群出有一件漆玉枕，其正面和侧面由一块龙形玉器对剖而成，原器龙身呈“风”字形，遍布卷云纹，这在战国晚期较为常见。
玉器制作总是一个减损材料的过程，为保证玉枕形器的完整，通常将古玉整器挪移或作部分剪裁，从而满足新的器型、器类的需要。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还未雕刻纹饰或已小范围雕刻纹饰的玉器，还可通过磨除旧纹饰和补琢新纹饰达到更有针对性的装饰目的。
3、汉代古玉改制的原因与意义
玉器的改制出于两种需要：一是修补残损的玉器，使其在形制上成为完整的新器；另一种是将不合时尚的玉器改作成新的形制以满足新用途。
其实，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基于玉材珍贵难得的现实。通过对前述各类玉枕形器的观察不难发现，对于用作殓葬的大体量器物而言，用整玉制作过于奢侈因而鲜少被采用，多数玉枕形器是以边角料、残玉、旧玉或古玉拼凑而成的。
其实，汉代玉枕形器的风格，就是对各时代、地区玉器典型纹饰的一种融合。其一，就汉代玉殓葬制度而言。从西汉殓葬用玉多以古玉、旧玉改制的情况看，这一方面表现出当时玉料仍属稀缺之物。
另一方面说明部分殓葬用玉的加工制造时间紧迫，故而加工也略显粗糙。正是由于殓葬用玉极其讲究时效性的特点，修整、重组古玉、旧玉的方法是最有效率的。
其二，就汉代用玉观念而言。以两件几形枕上的“亚”字形玉片为例，这体现了汉代人对此类玉器抱有的欣赏态度。在考古出土的其他“亚”字形玉片上，均可见从顶部到背面的斜穿孔，推测其在春秋时期应是作为缝缀在织物上的佩饰。
玉器到了西汉早期虽仍与墓葬的神秘性和礼仪的庄严性有关，但在这两方面已有明显弱化，更注重体现使用者地位、权力、财富的功能。
结语总而言之，从形制上看，玉枕形器基本参考木质枕具或家具用品，最大限度地保证其荐首的功能。
从纹饰上看，玉枕形器与其他殓葬用玉的装饰手法一样，多由边角料、残玉、旧玉或古玉拼凑改制而成。
这既提高了殓葬用玉的制作效率，又增加了玉器的使用机会，也符合汉代玉器世俗化的倾向。
参考文献《岭南书法史》
《印章集说》
《清史稿》